1936年，14歲的毛岸英和13歲的毛岸青被張學良資助前往蘇聯，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留蘇生涯。當時，國共之間仍然處於交戰狀態，作為毛澤東和楊開慧的長子與次子，他倆為何會得到張學良的幫助呢？

接下來，我們一同回顧曆史，揭示張學良資助毛岸英和毛岸青出國留學的真相。

1920年底，誌同道合的毛澤東和楊開慧結成了革命伴侶，隨後攜手繼續革命生涯。期間，楊開慧先後生下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兩個兒子，還將母親向振熙也接到家中幫忙照看孩子和打理家務。

楊開慧和毛岸英、毛岸青

在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旗幟下，國共兩黨實現了親密合作，一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在此背景下，毛澤東和楊開慧都更加忙碌了，時常往返於上海、北平、長沙、廣州和武漢之間。

不過，隨著孫中山的過世，國民黨內部迅速出現了分裂，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蔣介石率先舉起屠刀砍向了共產黨人，等到汪精衛“全麵分共”以後，曾經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了。

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路線後，我黨決心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通過南昌起義打響了“第一槍”，成功組建了自己的革命軍隊。緊接著，“八七會議”在漢口秘密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槍杆子裏出政權”的口號，之後便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到長沙，積極籌備湘贛邊秋收起義。

由於楊開慧剛剛誕下了第三個兒子毛岸龍，身體還沒有得到完全恢複，毛澤東隻得將妻兒都送回到她的家鄉板倉居住。板倉位於平江、汨羅和長沙三縣的交界處，位置十分的偏僻，群眾基礎也不錯，非常適合進行隱蔽。

留下妻小後，毛澤東趁著夜色不舍地離開了。在秋收起義後，他率軍上了井岡山，在此開創了紅色根據地，點燃了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

秋收起義

從此以後，毛澤東遭到了國民黨的大肆通緝，楊開慧自然也成了重點追捕對象。湖南軍閥何健多次派人前往板倉尋找她的蹤跡，在當地百姓的掩護下才逃過了追捕，但還是得東躲西藏。

為了徹底讓敵人死心，百姓們開始有意散布楊開慧已經病死的消息，還將她的三個兒子都改名換姓。或許，這些保護措施實在做得太到位了，不僅瞞過了敵人，也瞞過了自己的組織和同誌。

剛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毛澤東立即派人前去板倉打探楊開慧和三個兒子的消息。結果，負責打探的同誌卻帶回了楊開慧已經病死的噩耗，使得毛澤東大病一場。

到了1929年底，毛澤東才在黨組織的證實下得知楊開慧尚在人世。於是，他立即給當時負責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寫信，請求組織找尋母子四人的下落。

1930年10月24日，楊開慧母子四人突然遭到逮捕，國民黨當局迅速展開了近乎瘋狂的輿論宣傳。在楊父生前好友蔡元培和章士釗等人的努力營救下，南京國民政府同意隻要她能聲明退黨並且宣布脫離與毛澤東的關係，就能被立即釋放。

楊開慧就義

1930年11月，楊開慧高傲地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毅然選擇英勇就義。在她犧牲後，國民黨當局還在長沙的《國民日報》刊登了如下報道:

女共匪毛楊氏一名，綁赴識字嶺刑場執行槍決。

由於消息不通，毛澤東直到一個多月後才得知妻子楊開慧已經犧牲。他無比悲痛地給楊家寫了一封信，表示“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楊開慧犧牲後，她的三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無人照顧，也沒有人敢公開收留。在黨組織幫助下，三兄弟輾轉來到了上海避難，得到了“紅色牧師”董健吾的收留，過上了一段相對安定的生活。

董健吾這個人非常另類，他出生於基督教世家卻接受了馬列主義，他與許多國民黨大佬交好卻加入了共產黨，他是牧師的身份卻經常出入上海灘的黑白兩道。

1925年時，為了組織和團結社會各界力量積極營救被捕的中共黨員，中央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互濟會。作為地下黨員，董健吾利用自己的偽裝身份圓滿完成了許多工作，得到了潘漢年、李維漢等領導人的充分肯定。

1930年，董健吾又接到了一個新的任務，要他以基督教會的名義開設一所幼兒園，公開任務是招收社會兒童接受教育，秘密任務是收養散落在全國各地的烈士遺孤和黨員子女。

當時，國民黨當局對於這種社會機構的管理日益嚴格，經常會有警察和特務不定期突擊檢查。董健吾利用自己的牧師身份，向同是基督教徒的宋美齡求字，可惜卻沒有成功。於是，他又請到國民黨的元老於右任題寫了“大同幼稚園”的牌匾，從此成為了自己的“尚方寶劍”。

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三兄弟來到上海後，立即被送入大同幼稚園進行撫養。甚至於，董健吾還直接收養了這三個孩子，讓他們和自己的兒子一起學習和生活。

由於中央特科的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導致了整個中共的駐滬機關悉數被破壞，就連臨時中央都暴露了。董健吾曾與顧順章有過接觸，隻得暫時離開大同幼稚園，轉入地下進行躲藏。

隨著上海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維持幼稚園正常運轉的經費已經中斷。尤其是，作為幼稚園的核心，董健吾在隱藏行蹤潛伏後再也無人能夠經營和管理，隻好宣布解散。

此間，董健吾的原配妻子也對毛氏三兄弟態度急轉直下，導致他們三人又一次流落街頭了。

等到董健吾重新複出時，他已經與黨組織失去了聯係。經過了千辛萬苦的找尋，終於尋回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兩兄弟，但毛岸龍卻已經不幸夭折了。

此後的幾年間，董健吾將毛岸英兄弟倆視如己出，還結下了骨肉親情般的關係。直到十幾年以後，毛岸青在給董壽琪（董健吾兒子）寫信時還這樣表示:

在最困難的時候，承蒙董伯伯和你們全家對我們的照顧，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懷。

在“九一八事變”後，麵對中日之間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蔣介石依然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在淪喪東北的同時卻對蘇區連續發動“圍剿”。期間，社會各界都紛紛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斷向國民黨當局施壓。而且，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後依然賊心不死，繼續得寸進尺引發了“華北事變”。

麵對日益嚴重的局勢，蔣介石也在暗中尋求與共產黨進行接觸的渠道。於是，他想到了被國共雙方都能接受的宋慶齡，希望她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促成此事。

1935年底，宋子文受蔣介石委派親赴上海，與姐姐宋慶齡麵談，希望她出麵牽線搭橋促成國共接觸。

對於這種有益於國家和民族的好事，宋慶齡自然沒有推托，當即就欣然同意了。經過仔細考量，她選擇了同樣信奉基督教並且能被兩黨所接受的人物作為信使前往陝北，這個人就是董健吾。

宋慶齡將自己的親筆信交給了董健吾，再三交代務必要親自交給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因為這事關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為了沿途的安全和保密，董健吾使用了“周繼吾”的化名，還讓宋子文頒發了一張“財政部西北經濟專員周繼吾”的委任狀。他的西北之行還算順利，有了財政部的委任狀作為護身符，終於抵達了陝西的西安。

很快，董健吾見到了負責在此“剿匪”的張學良將軍，悄悄表明了自己肩負的使命，要求前往瓦窯堡麵見中共領導。此事，得到了張學良的大力支持，親自派人護送他到達了瓦窯堡。

不過，董健吾得知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不在駐地，隻有洛甫、博古等人臨時負責。當得知董健吾的來意後，毛澤東電邀他趕赴山西麵談。考慮到去山西的耗時太長，他擔心遠在上海的宋慶齡焦急等待，隻好在征求共產黨關於聯合抗日的具體意見後就回滬複命了。

宋慶齡

對於董健吾的這次陝北之行，宋慶齡非常滿意，還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先生是名副其實架起國共再度合作橋梁的信使。

1936年4月，中共中央通過上海地下黨發來了一封信函，希望宋慶齡可以介紹一位客觀公正的西方記者和一位專業精深的西醫醫生進入陝北。很快，她選定了斯諾和馬海德一同前往，又一次想到了董健吾陪同。

三個人如約在西安實現了匯合，董健吾將這兩個美國人一並介紹給了張學良認識，還將此行的目的也直言不諱地說了出來。

經過上次的接觸，董健吾和張學良已經成了老朋友，兩人見麵格外親切。在中共駐西安代表劉鼎的協助下，他們與蘇區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取得了聯係，準備前往延安。

為了躲避特務的暗中監視和破壞，董健吾以陪同斯諾和馬海德遊覽未央宮遺跡的名義駛出了西安。之後，在東北軍的秘密配合下終於進入了陝北蘇區。

1936年7月20日，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們三個人。在董健吾的翻譯下，這兩位美國人更深入和更詳細地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了解了中國的實際國情，徹底打消了之前的各種疑慮。

長達四個多月的逗留時期，他們接觸了基層的群眾，甚至還親臨了前線接觸軍隊。之後，隨著斯諾的《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出版，書中多次被提到的那位“王牧師”也成為了世界名人，而這位“王牧師”就是董健吾所用的化名。斯諾曾經這樣評價過:

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牧師這個人，也值得我此行了。每天花費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還聽他對政局做出比較嚴肅和客觀的解釋。

結束此行後，張學良宴請董健吾送行。飯間，他見張學良麵有難色，原來是一對明代花瓶被趙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個而非常心疼。之後，他索性買了一套宋代的彩瓷送給了張學良和趙四小姐，令他二人都興喜不已。

為了表示謝意，張學良堅持要為他辦成一件私事。董健吾見張學良如此誠懇和善意，就試著詢問:

我這裏有三個學生，兩個是我撫養的革命子弟，一個是我的兒子。如蒙照顧，能否送他們赴蘇聯讀書以備日後為國效勞？

張學良

張學良當即表示一定照辦，此事就被定了下來。

等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就接到了東北軍將領李杜的電話，稱張學良已經到達上海，準備履行之前在西安的承諾，護送3個孩子赴蘇聯學習。

接到李杜的電話，董健吾認為護送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出國是一件大事，於是立即向黨組織進行了匯報。上海黨組織經請示中央，並且經過毛澤東本人的同意，開始準備三個孩子的出國事宜。

張學良表示，共產黨缺乏必要的經費，我願意以個人名義支付10萬法郎充作路費和國外的學習生活費用。緊接著，李杜將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壽祺接到了自己家中，安排專人教習三個孩子如何獨立生活，積極為出國做準備。

毛岸英和毛岸青

到了1936年7月初，化名為“王元華”的李杜通過各種關係，終於辦妥了出國手續，帶著這三個孩子登上了法國郵輪“康脫羅梭號”。當時，他們一行共有9人，除了李杜和三個孩子，還有秘書、翻譯和東北軍的師長趙毅等人，經香港、西貢和孟買，通過蘇伊士運河後於8月初抵達了法國的馬賽。

就在此期間，行蹤還是被日本間諜機構獲悉，他們向蘇聯政府施壓，竟然拒絕了入境的簽證辦理。原來，蘇聯麵對嚴峻的國際形勢，不願意過分刺激日本。

無奈之下，李杜等人隻好滯留在法國的巴黎。經過中共和蘇共的交涉，蘇聯駐法國領事館終於做出妥協，但隻同意毛岸英和毛岸青兩人入境，其餘人員不準進入蘇聯。

1937年初，共產黨派康生親自護送毛岸英和毛岸青來到了莫斯科。為了隱蔽身份，14歲的毛岸英取名為“塞爾蓋伊”，13歲的毛岸青取名為“亞力山大”，兄弟倆一同被送入國際兒童院，從此開始了蘇聯的留學生活。

周恩來和鄧穎超探望

吃過苦的孩子都非常自立，尤其是哥哥毛岸英，總是盡力照顧自己的弟弟毛岸青，兩人攜手在蘇聯學習和生活。

完成俄語的學習後，毛岸英考入了伏龍芝軍事學院，而毛岸青則考入了東方大學。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後，兄弟二人都積極響應參戰對抗德國法西斯的侵略。

抗日戰爭勝利後，毛岸英於1945年底回國，第二年初輾轉來到延安見到了父親毛澤東。而毛岸青則在1947年5月，隨同賀子珍一起回國，暫時住在了哈爾濱，以“楊永壽”之名從事土改工作。

開國大典

建國以後，毛澤東、毛岸英和毛岸青父子三人終於在北京團聚了。@文史不假